拥抱世界的港湾 连接天下的彩虹
20世纪90年代定居深圳的江西籍作家吴亚丁，化用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为书名，写了一本28万字的长篇小说。在笔者看来，这真是极具挑战的冒险行为，一不小心，容易让人产生“傍名人”“蹭祖先”的联想。按照欧阳修的说法“晋无文章，唯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而已”，小说《归去来辞》能否达到如此高度，需读者阅读原著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但无论评价如何，作者勇气可嘉。
《归去来辞》以女主角芦一叶的视角，跟随男主角沈世泽走遍世界寻找心灵的故乡。美籍华人投资家沈世泽，名义上退休后选择回到祖国，定居深圳。他一面继续开办东方青铜器投资有限公司，从事传统文化项目的投资保护及活化利用；一面借工作便利寻访其母亲童年生活的上海弄堂、上山下乡的江西农村和逃避之所美国纽约，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心灵安放之处。女主角芦一叶是独闯深圳的女青年，因偶然机会，得到沈世泽垂青，成为他的行政助理，开启伴随沈世泽的寻梦之旅。芦一叶之所以被沈世泽选上，最初的原因是其长相与自己母亲年轻时很相像。更深层原因，是她们的境遇有几分相似。“初到深圳的芦一叶，先是住在关外的宝安，后来，又住在龙华的出租屋里。再后来，她在布吉有过短暂的居住经历。直到两年前，她才搬到罗湖的湖贝。没过多长时间，她才跟丁香挤着住在了一起。那就是黄贝岭。”而沈世泽随母亲初到美国时，过得相当拮据。“他跟着母亲，搬了无数次家。”作者的潜心构思，正是绝大多数深圳人的真实写照，除了极少数的“土著”，谁还没有搬过几次家的经历？城中村、单位宿舍（公寓）、公租房、商品房，深圳年轻人搬家的最大动因莫过于工作调整，如果讲得高大上点：追梦。
展开剩余74%小说以女主角的一个梦开始，又以女主角的一个梦结尾，形成闭环：仿如梦示人生。从最初之梦到最后的梦，女主角完成了一次灵魂的洗礼。她更清醒地认识到，生命的价值和人作为天之骄子的巨大能量。茫茫城市，吾将何往？全书回响着这样一种叩问。在整个“寻访”（追梦）过程中，小说虽然重视“过去”（沈世泽母亲、芦一叶父亲的过往历史），却更关照“现在”（芦一叶、丁香、陈望财等人的现实遭遇），思考“未来”（沈世泽资助兴建学校、养老院的长远规划以及人类如何面对未来）。正如作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讲：“古训说，人必自助，然后天助之。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争斗不断，危机四伏。人工智能AI智能体的高速发展，新技术革命汹涌袭来，蓝色星球的历史正在改写。为了人类自身的安全和发展，我们需要高度清醒和较真。或许只有用感恩和慈悲的方式，才能破解生存的困局——因为只有救赎自己，才是人类免于毁灭的唯一途径。”
男主角沈世泽倾心于从中国古典智慧中汲取营养和力量，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天下可运于掌”，并以己之力帮助各地建学校建养老院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男主角的经历像是一个“省察人间，泽被族类”的故事，其内在光芒是：如何去寻找并实现我们真正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？在理想主义被严重解构并日益变成奢侈品的今天，这部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小说，感觉不合时宜，却又散发光芒。网络热议的“牛马们真的不配有理想吗”，“牛马们”的理想或许就是不再做“牛马”。社会心理学家艾瑞克·弗洛姆在《逃避自由》一书中讲：“现代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，使得个体面临越来越多的选择和决策，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心理压力和不安。”看来谁也无法逃避。革命领袖马克思曾讲，劳动创造了人类。不做点什么，整天吃吃喝喝、游山玩水，大概也会娱乐至死。
财富自由后的沈世泽显然有更多选择，不妨将他的选择与陶渊明的选择做个比较分析。陶渊明选择从政治中退出，把精神的慰安寄托于饮酒、读书、作诗，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。李泽厚先生讲：“他没有那种后期封建社会士大夫对整个人生社会的空漠之感，相反，他对人生、生活、社会仍有很高的兴致。”陶渊明把自《古诗十九首》以来的人的觉醒提到了一个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，提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。而沈世泽在经历命运的不公与折磨，经受精神的幻灭和打击后，仍然发奋图强，自我救赎，怀抱济世的朴素理想，从自己的“过去”和中国古代思想典籍中汲取精神的养料，提前退休后比以往更热情、更有使命感，执着地投身到新生活的创造之中，让整书洋溢着生命热情。此外，书中的芦一叶、丁香、刘莉甚至陈望财等角色无论境遇如何，都在拼命挣扎，绝不放弃。从这个方面来讲，无论是陶渊明的避世，还是沈世泽等人的入世，两者都呈现出一种真实真诚的美，这种美“只有通过高度自觉的人的主观品格才可能达到。”
▲吴亚丁
当然，归去来辞，何为故乡？李零教授说：“任何怀抱理想，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，都是丧家狗。”沈世泽的母亲一生曲折，出身上海名门望族，20世纪70年代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下放江西农村，遭遇公社书记强奸后，嫁给当地农民，寻找机会返回上海，在街坊邻居的守望相助中艰难生存，然后远走美国纽约，最后客死他乡，令人唏嘘。芦一叶的父亲先是逃离乡下寂寞的日子，留恋繁华市井生活，在妻子因病去世后，他如梦初醒，不辞而别，遁入山川，云游四海，居无定所，虚无缥缈，拒不回乡，算是“寓形宇内复几时？曷不委心任去留”。晚明哲人李贽（号卓吾）也曾用拒绝返回故乡的方式，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。辞官赋闲之际不回，妻子苦劝哀求（甚至携女离去）之下不回，在异乡受辱遭逐、颠沛播迁时不回，关进诏狱、递解原籍之前宁可自杀也不回，这是为何？卜键先生在《李卓吾为何不回故乡》一文中讲得好，设若李贽致仕后返回故乡，又会怎样呢？他可能生活得娴雅安适，也可能成为备受尊重的乡间耆旧，家中访客常满、孙辈绕膝，可那样大约也就没了李卓吾，没了他在孤寂山寺中的苦读长思，没了他与耿定向的激情论辩，没了“童心说”与“化工说”，没了对《西厢记》和《水浒传》的评点……的确，李贽在追求心灵自由的路上，告别了即将崩解的大明末世，也遥遥作别了自己的故乡。
“常羡人间琢玉郎，天教分付点酥娘。自作清歌传皓齿，风起，雪飞炎海变清凉。万里归来年愈少，微笑，笑时犹带岭梅香。试问岭南应不好？却道，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苏东坡何曾没有“试问岭南应不好”的疑问，仍为自己在惠州、儋州的贬谪岁月画上了注脚，归去来兮，何以归，大抵是“我生本无乡，心安是归处”。
END
华夏
243期
主 编∣刘迪生
副主编∣钟敏仪
主编助理∣赵阳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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